總體城市設計發展歷史淵源及總體城市設計迫切性與必要性
本站 2018/9/12 9:53:18
一、加強總體城市設計的迫切性與必要性
當前,面對城市高速發展的態勢,面對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競爭局面,城市和它的決策者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如何在區域分工協作的格局中找到自身恰當的定位,制定符合自身發展的空間發展戰略與整體空間框架,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實現自身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是每一個城市決策者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他必須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審視城市自身的獨特價值和定位,為城市空間發展找到一條和諧的正確之路。遺憾的是,這種在城市全局層面為城市空間發展制定戰略與框架的總體城市設計工作,尚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加強總體城市設計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既恰逢其時,又顯得十分迫切。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理論層面
目前,國內全面系統論述總體城市設計的專著十分匱乏,這與我國城市高速發展的態勢極不相稱;同時,在2006年4月1日實施的《城市規劃編制辦法》中并無總體城市設計的內容,由于國家沒有統一的編制規范和技術標準,總體城市設計的內容、編制程序和成果等都處于百家爭鳴、各說各話的探索之中;甚至在很多設計人員的頭腦中,還沒有總體城市設計的概念,更不要說實際中的運用操作,在進行總體城市設計編制時感到無從下手。
2.實踐層面
當前,很多城市在建設過程中,重項目、輕規劃,重局部、輕整體的現象十分嚴重,對城市空間發展缺乏全局層面的思考和整體上的控制,往往使城市建設陷入混亂、無序的狀態;局部的、具體的項目建設或各顯神通,破壞了城市空間的整體和諧,或缺乏整體的控制和指導而無所適從。城市設計實踐多停留在局部和具體項目建設上,缺乏對城市空間發展的整體思考與把握。
3.管理層面
由于總體規劃自身的要求和戰略性、原則性的特點,使其在現實中的操作性不強,且由于總體規劃是二維規劃,更注重土地使用的經濟性,缺乏對空間及人的感受的關注,而城市建設過程中數量眾多的具體建設項目亟待實施,需要有切實的規范和指導。這就需要總體城市設計,它既能統率全局、制定整體和諧的空間發展框架,同時又能指導具體的項目建設,對項目的定位、風格、色彩、高度和環境要求等都能提供明確的引導,又能做到規范性與靈活性的統一。同時,總體城市設計能將設計導則轉化為管理的條文和依據,從而與日常的城市管理工作緊密結合,保證總體城市設計原則、意圖得到落實和體現。
二、總體城市設計歷史淵源
把城市作為一個整體來設計自古有之!吨芏Y•考工記》中記載的“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從城市的規模、形態、道路尺度、重要場所和建筑的布置等方面,精要地概括出了城市依據禮制建設的總體城市設計原則。
隋唐長安城——封建社會建成的最大城市,是一座完全按照營國制度整體設計的新城。
明清北京城,是世界城市發展史上把城市作為整體來設計的典范。整座北京城有明確的中軸線,道路系統呈格網狀;道路的等級寬度按功能劃分有機組織;壇塔廟宇等重要建筑物的設置位置、它們的尺度、高度、形態都服從于整體空間架構的需要。
以上幾個城市在建設過程中,都按照禮制進行城市整體布局設計,確定了城市發展的空間框架,并在此框架內進行建設布局控制,形成了“方正宏大、宮城居中,對稱嚴謹、分區明確、街道整齊、坊里均稱”[1]的城市形態。這樣的城市,功能清晰、形態完整、主次有序,直接體現了封建宗法觀念,非常利于統治階級的統治管理。不僅如此,在這樣的城市中,每個階層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明確的建設行為規范:我的房屋可以建在哪里?不可以建在哪里?可以建多高?可以用何種材料?可以用什么色彩? 這些對他們來說都心中有數,這充分說明了總體城市設計的全局控制力。
西方的總體城市設計實踐也是由來以久。從希波丹姆(Hippodamus)設計的米利都城, 到羅馬城鎮的建設;從維特魯威的《建筑十書》、阿爾伯蒂的《論建筑》、費拉瑞特的《理想的城市》中對理想城市的設想,到霍華德的“田園城市”,以及嘎涅的“工業城市”、馬塔的“帶形城市”、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賴特的“廣畝城市”等,都是試圖用一種理想的城市整體形態模式,解決當時社會問題的有益探索。
20世紀以來,澳大利亞堪培拉、巴西的巴西利亞、美國的費城、舊金山等城市的規劃建設,都是總體城市設計的重要實踐和探索,積累了十分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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